我的知青生涯（一）
作者/江雨彬
一九七五年六月份，我从淇县一中高中毕业了，那一年我十八岁。毕业之前，当时的形势就已经告诉了我们，我们毕业后的去向就是上山下乡当知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其他的去路。抱着这样的思想，在毕业后几个月的等待中，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期待和激动。心里老想着怎么还没有消息？我们又能去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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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一天，接到了县知青办的通知，让所有下乡知青到县委党校集中接受培训。培训了三天，吃了三天的大锅饭，最后，我被分配到了庙口公社原本庙大队青年队。
二十六日上午，我们二十多名知青在家人的陪伴下乘坐大卡车来到了距离县城约十五公里的庙口公社原本庙大队青年队。此时，村里的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早已在路口等候着，当我们的车来到时，只听着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掌声一片，真的比过年还热闹。在大家的簇拥下，我们进入了青年队院内，只见一溜北屋和一个大院，很像一小农场的场部。我暗暗的想：这就是我们的新家，新的生活将从这里开启。
中午，伙房准备了传统的大锅菜，饭后，送行的家长们乘坐着卡车回去了，我们也分配了房屋和床铺，此时，我深切地感受到，我们一直期盼和迷茫的知青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劳动篇
第一次参加的劳动。送走家长们，我们稍事休息了一会，我们的队长王铎生叫醒大家，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钢锨（一种带把的，能挖掘的工具），并安排了下午的劳动任务：就是用钢锨翻挖房后的一大块白地（没有种庄稼的土地）。我们二十多个知青分散站成一排，开始翻地。只见钢锨飞舞尘土飞扬，每个知青都是用尽了十分的力气拼命干着，谁也不愿意落后。中间队长喊着：休息了，休息了！大家也没有停息。大半晌的时间，这块地就翻完了。大家一看手上，燎泡都磨破了好几个。到了吃晚饭时，有的连筷子都拿不住了，躺在床上也是浑身酸疼，翻来覆去睡不好觉。这些在城里从没有干过农活的小伙子、姑娘们，第一次尝到了劳动艰苦的滋味。经过一段时间锻炼，大家也就适应了很多，一是学会了干活“悠着点”，增加了耐力，二是受伤的燎泡变成了老茧，也耐磨了许多，不再疼了。
印象最深的劳动。一九七五年，当时正是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年。庙口公社趁着冬闲的季节，组织开展了建设大寨田的老龙岗大会战，也叫农田基本建设。老龙岗是庙口上曹村南部和下曹西部一块不长庄稼的砂砾薄地，面积约一两千亩，所谓大寨田就是在地里挖出一条条的深沟，然后把地表面的砂石填进沟里，再把沟里挖出的黄土覆盖到表面，并根据高差垒成大块的梯田模样，这样来年春天就能当好地耕种了。
那年的冬天，天气十分的寒冷，呼号的北风夹杂着雪花。我作为知青带队带领十几个知青和几个社员组成了突击队，由青年队副队长晋白春总领队，参加老龙岗大会战。我们每天在凌晨四点钟起床，简单吃几口饭，五点之前就到了地里，就开始挖沟。所谓挖沟，也就是有点深翻土地的味道。沟挖到一人多深时 ，再挖另一条沟，把这条沟表面上的石头砂砾填在先一条沟的沟底，然后再把第二条沟下面的土层覆盖在先一条沟的上面。人们就这样一条沟一条沟的不断地挖着，往复如此。从早上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大家等来了送到地里的午饭。此时，早已饥肠辘辘的人才得以休息一下，并饥不择食的开始了午餐。午餐一般是汤面条（或糊涂面条）配蒸馍。我们那些男知青们每人都要吃两大碗糊涂面条和四、五个蒸馍，女知青也能吃两碗面条和三四个蒸馍。当时还规定了：蒸馍只能吃不能拿，谁想装了馍拿走放到半晌吃，是要挨批评的。
中午吃过饭，休息一小会儿，大喇叭就又开始催促干活了。同样的活一直干到天黑黢黢的看不清人为止。回到驻地吃过晚饭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而且，明早四点钟就要开始第二天的劳动了。就这样，我们干了七八天，正当我们感觉自己已经用完了最后的力气时，终于等来了第二批参加的换班人员。大家感到，这几天干的活，出的力流的汗，远远超过了平时一个月出的力流的汗了。
老龙岗大会战结束后，农业学大寨运动仍在继续，第二年，原本庙大队党支部又在本村组织了东沟会战。东沟是原本庙村东头一条泄洪沟，每当汛期山水下来时汇集冲刷出的一条沟，沟宽二三十米，沟深十余米不等。大会战的任务，就是要把这条被水流长年冲刷造成田地损毁的大沟，在预留了水道之后，其余的冲毁面积，利用地势恢复改造为能耕种的梯田。这次会战，又是由我带领三班的知青和社员们第一批出征，具体任务仍然是挖沟填土垒岸（梯田外侧的石头墙），尽管我们在体力劳动上有了很大进步，但是跟长年在农田干活的社员相比，还是差一大截子。由于我们的体力跟不上，再加上经验也不足，所以没有村里其他队的进度快，拖后腿是常事。虽然力气跟不上，但大家心里都不服输，怎么办？我们只好想办法增加干活的时间，别的队都是两上晌，我们三上晌。除了上午、下午和其他队一样干满两晌以后，吃过晚饭我们再到工地干两个小时。为的是赶上其它队的进度，不拉后腿。这样，我们就又干了六七天，直到第二批突击队换班。
这两次农业学大寨的大会战，是我一生中劳动强度最大，时间最长，印象最深的劳动生活，那种疲惫还要硬撑、寒冷却用汗水冲刷的艰难，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最惬意的劳动。现代社会有人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我们的劳动生活何尝不是如此，只有比较了劳累，才知道什么是轻松和享受。两次会战，我们的队长觉得我们三班出了大力，带了好头，争得了荣誉，是靠得住的一支队伍。会战结束后，王队长就派我们三班全体去原本庙大庙里做“梳绒”劳动。梳绒是棉花育种的一个环节，原来，原本庙大队青年队在知青们没有去之前，叫原本庙大队科研队。主要由若干个农业技术员和社员组成，主要科研活动就是育种。梳绒就是把去年秋天在育种地里采集到的优质棉花用小布袋一袋一朵的装起来，第二年再一袋一袋的掏出来，把一粒一粒的籽棉放到梳绒板上抻好，用铁米尺量好尺寸，合格的填好数据装入袋中继续保管，不合格的就直接倒入小轧花车中轧成皮棉了。于是，我们三班的知青每天就这样吃过早饭，一边上哼着小曲，一边轻松地向大庙出发，干活时太阳晒不着，下雨淋不着，边干活边说笑，有时还打打闹闹不亦乐乎，真是惬意的很，这个劳动我们竟然干了月余。
快乐也很烦人的劳动。在青年队除了种地外，还要搞一些多种经营增加点收入，比如烧石灰窑。石灰窑建在田庄（原本庙大队的一个自然村）南边的思德河岸上，烧石灰的原料主要就是思德河里的青石头加上我们从庙口煤矿拉来的煤，并把它和成饼状。秋罢（秋庄稼基本收割完毕以后），队里就组织壮劳力去河沟里挑石头。所谓壮劳力就是能干重活能出大力的男女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在队里干一天活是要记十个工分的，这就是当时集体化时期的“工分制”。
具体说，在队里干活，一天算一个工，每个工一般记十分。清早二分、上午下午各四分。但人的体能不一样，干活效果也不一样。这就有了同样干一天工分却不同。有的九分，也有八分，有的更少的。每个人的工分是由集体评定的，例如，我们几个班长都是十分，几个女副班长都是九点五分。这就是平常人们自称的我是十分工，你是九分工，也有说他是十分劳力，某人是九分劳力、八分劳力等等。
去河沟里挑石头，是一个重体力活，不仅需要挑起近二百斤的石头，还要走上坡一直挑到到河岸边堆好。这样，凡是去河沟里挑石头的自然都是壮劳力了。我们队里的壮劳力就是我们几个体格较好的男知青和李玉英、张凡、韦爱青等几个九分五的女知青了。为了提高积极性，挑石头采用了小包工的形式，即一晌三千斤石头，完成任务下晌。挑多了，多得工分。对于知青来说，三千斤真的不是一个小数目。需要从七八十米的河道中央捡拾二百余斤的石头装满两筐，然后上大坡到河岸上，那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但是这样的活我们喜欢干，虽然重点，但是任务包干，完成任务还可以休息。中间休息时我们还有用不完的蛮力“控劲”，大家还进行一个人挑两个人的比赛，让两个人站在筐里，一个人挑着，看谁走的远。这样的劳动，真是又劳累，又热闹，还又开心，干活的劳累也就无影无踪了。
挑够一窑的石头，需要几天时间，大家都乐此不疲。一天中午，我们刚吃完饭，队里就来了几十名战士，他们是拉练的军人，还没有吃中午饭，来队里就是借队里的锅灶做饭的。我们吃过饭就休息了，刚过半个小时，王队长就开始敲钟催上晌了。我们十几个挑石头的知青一听钟声就迅速从寝室里出来，挑起担子几分钟就走出了大院。没想到我们迅速的行动把站在院子里的部队首长看呆了。他原以为，农村上晌，还不是钟声响了，人们稀稀拉拉的出来了，有喝水的，有上厕所的，人齐了，队长分配分配活，人们再去准备准备工具，有些这问题那问题的再说说，没有半个钟头出不了工。看到这些知青的动作迅速，训练有素，他不解的问队长：你们是咋教育训练的，你们的社员出工跟部队行军打仗似的，这么迅速有序。部队首长这么一说，把个王队长乐的光剩下笑了。
石头挑够了，就该烧石灰了，最烦人的劳动也就快来了。烧石灰可是个技术活，一般人干不了。给我们烧石灰的技师有两个，一个叫王小六，是队长的弟弟，一个叫二孩。都是三十多岁。烧窑之前还有一个装窑的程序，先把窑底铺上一层玉米秸秆作为引火使用，再在上面铺一层几十公分的棉花秸秆和晒干的煤饼。煤饼上面再铺上一层石头，就这样一层煤饼、一层石头循环的一直铺到窑口，然后技师就开始点火。点火同样需要技术，点的好，整窑石头烧的透，出灰率高。烧的不好，可能会出现成半窑的夹生石灰。这窑石灰就报废了。
石灰窑点着火以后，烧七八天，自然熄灭，再凉七八天，就该出窑了。所谓出窑，就是从燃烧过的煤灰里挑出烧好的石灰块，再把它们运到窑的外面。这个过程中，又脏又累，煤灰和石灰的细粉呛的人口鼻眼都十分的难受。下晌归来，就跟下煤窑归来一样，回到队里怎么洗都觉得也洗不净。不由得我深深地感到，挑石头的活虽然苦中作乐，自寻快乐，但出石灰的活绝对是是最让人烦恼的。
最愿意干的劳动。青年队搞多种经营，除了冬天烧石灰以外，还有二辆马车从山上的石渣厂往高村的火车站送石渣。一辆马车上除了赶车的大把（对赶车人的称呼）外，还需要配备一个跟车人，任务就是装车、卸车。清早天刚亮，马车就出动了。先上山到石渣厂装满石渣，然后拉到队里吃早饭，吃过早饭后就往高村车站赶路，卸车后回家，每天两趟。这个活的好处是虽然装卸车时累点，但是在来往的路上坐在马车上看景看物，悠哉悠哉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出一趟车还能补助两毛钱。
另一个愿意干的劳动就是割草了。在秋庄稼的生长期，有段空闲的时间，也是气温比较高的时期。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了另一项劳动——割草。夏季，各种野草长势茂盛，用来压绿肥是个好机会。所谓“压绿肥”就是把割回来的草用一层草一层土的方式，把新鲜的草叶草径等覆盖起来，浇上水，让草在覆盖的土中分解发酵，最后与土形成绿肥，用于做来年小麦和春季农作物种植时期的底肥。为什么说愿意干呢？割草的劳动比较自由，劳动的成效是按斤计分，两三个人一组，拉一辆平车到附近的玉米地里、水边、河坡、沟底等找草。我和李玉英、赵玉梅三个人经常一组，一旦摸着草多的地方，成晌也不出来。说是割草，其实是用手薅。因为薅下来的草带根根上还带着土，因为割草记工是论斤的，带根带土的草用俗话说叫“搬称”，能多挣工分。我们三个一天能往回拉好几车，能挣好几个工分呢。
最不愿意干的劳动。现在的农村青年，种玉米早就不锄地了。锄地是为了把地里的杂草锄掉，这样就不影响庄稼的生长了。自从有了除草剂，现在的人们都不再锄地了。我们那时锄地是养护庄稼成长的主要手段。特别是玉米，从出苗开始，就得一遍一遍的锄，而且温度越高，日头越毒，越需要锄地。高温日头下锄下来的杂草，很容易就被晒死了，很难再扎根复活，但是却苦了我们这些锄地人。特别是玉米长到一人多高时，那玉米茂盛宽大的叶子，就像一把把大刀片，割的除草人满身的血道道，又疼又痒还十分的难看。没办法，天再热，也只好穿着厚实的长袖粗布衣裤下地干活。就这也免不了脖子上、脸颊上被割的一道一道的红色印记。头上的流下汗水一浸，别提多难受了。有时在地边的树荫里站一会，感觉也是莫大的享受，一晌下来，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
记得还有一种劳动特别的难受，就是割豆子。队里喂牲口需要一种牲口的营养品叫黑豆，黑豆对于牲口来说就好比人类的鸡蛋牛奶和肉类，非常需要。但收割黑豆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收割的时候豆荚尖利，一不小心就蛰的手疼。而且豆棵低矮，仅靠弯腰又割不住，怎么办，只好蹲在地上一棵一棵的割，一步一步地往前挪着走，割到地头人就站不起来了。
记忆犹新的劳动。回忆起当知青的岁月，有两件事让我难以忘怀。在青年队劳动，有时也有风险，也需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那是七六年的麦收季节，割下的小麦急需往场里（打场的地方，收割后的小麦在这里翻晒碾压分离后把打成的麦籽装袋送入仓库）运送，正在一心一意向前走的时候，前面的一辆车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停了，我没注意，驾着车继续前行，小腿一下子碰到了前车的尾部，当时疼得我就昏了过去。醒来后，我发现自己被人弄到宿舍的床上。我想，现在正是焦麦炸豆急用人的时候，我可不能在屋里躺着。于是，我忍着腿疼下床往外走，一拉屋门，发现门被队长从外面锁上了。我想一定是队长怕我累着，想让我在家休息一会儿。可越是这样，我就越不能歇着。门开不开，我就从窗户上跳出来又去地里干活了。队长看见我，也是又感动，又无奈。
另一件事也让我有点后怕。七七年夏天一个晚上，队长让我在家喂牲口，当几天饲养员。当时队里有七八头快牲口（当时称马、骡为快牲口，牛、驴为慢牲口），其中，最值钱的就是队里养的一匹种马一头种驴。这两头牲口是队里的摇钱树，每年周围十里八村的牲口都来这里配种，能挣不少钱。这头种马性情比较温和，种驴则是个“捣货”！不安分。
有天晚上半夜，这头种驴挣脱了缰绳，屁颠屁颠的溜出去了，我一看驴跑了出去，抬腿就去追。驴跑的很快，我追的也急，就是追不上。深更半夜的，也没有一个人能来帮助我。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豁出这条命来，也要把驴追回，不能让集体受损失。追了有三里多地，终于追上了，我紧紧的拽着缰绳，把驴牵了回去。此时我才感觉到了一身的大汗，身上的衣服全湿透了，真是虚惊一场。真要把驴丢了，咋跟队长交代？！这事我感觉挺丢人的，对谁也没有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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